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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闽学四贤”理学思想与闽西北客家文化特质
2018-11-23

“闽学四贤”理学思想与闽西北客家文化特质

赖长奇

来源: 三明侨报网

闽西北客家民系及其客家文化孕育于唐,成熟于宋,发展于明、清,与“闽学四贤”理学思想的传习创建及发展处于同一时期。“闽学四贤”都为客家人,他们植根于闽西北客家土壤,以自己家乡作为理学思想主要传习地,其理学思想对该区域客家民性中的思想构建、价值取向、性格塑造和行为方式的养成起重要作用,直按影响了客家文化的发展。

“闽学四贤”思想性格的形成得益于闽西北客家文化的滋养

闽西北是宋代理学大师的主要成长及活动地区,文化教育与理学传播连为一体,共生繁荣,“闽学四贤”思想性格的形成与闽西北客家文化密切相关,得益于闽西北客家文化的滋养。

客家先民历经大江南北的辗转迁徙,依靠家族群体的团结合力战胜磨难,历尽艰辛而最终获得新生、发展和繁衍,聚居闽粤赣连结区的客家先民渐次孕育形成为客家民系。在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,客家先民和客家民系始终秉承中原儒家传统,形成以传统儒学为主要内核的客家文化,团结务实、刻苦勤俭、崇正守信、坚韧刚强、崇文重教、讲究礼仪、慎终追远、念祖思亲、爱国爱家都是其具体体现。

作为汉民族思想理念核心的儒学,肇端于齐鲁大地,以孔孟为其代表,经汉晋而变异,到宋代完成崭新理论体系构建成为理学。被誉为“闽学四贤”的杨时、罗从彦、李侗、朱熹为属中原汉人移民,他们最终定居于闽西北客家区,他们的成长及其思想性格形成得益于闽西北客家文化的滋养和培育。

“闽学四贤”的思想性格体现了闽西北客家文化的特征

一是崇文尚学、尊师重教、勤备刻苦。“闽学四贤”都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。身为“闽学四贤”之一的杨时4岁起学诗,15岁起即潜心经史,游学邵武;20岁时开始著述,直至24岁进士及第。罗从彦的十二世祖罗周文就是沙县县尉,他秉承客家崇文重教的传统,在栖云寺开办书院,强调“廉以立身,勤以励政,教民尚诗书礼义,抑浮华侈靡兴利弊。”罗从彦正是在这样一种家学传统下成长的。李侗也是儒学世家的名门望族,其曾祖父李幹父子一门四进士(幹、绎、纁、纬)享誉乡梓。李侗在祖、父辈传统思想的熏陶下,初警悟、弱冠游乡校有声。朱熹从幼小年纪就得到其父教诲,7岁时便知晓五行八卦大意,14岁受学于武夷三先生刘勉之、胡宪、刘子翚,18岁秋举建州乡贡,19岁登进士,24岁师事李侗,承周程理学,逃禅归儒,致力教化。

“闽学四贤”除家学渊源外,更是勤奋刻苦、尊师重教。杨时早在入仕之前即崇尚周程之学,于28岁时专程前往颖昌拜程颢为师,遂成程门四大弟子之一,有尊师重教“程门立雪”佳话。罗从彦自幼刻苦好学,先是从师吴仪,研习诗文,年近而立,他始与同乡陈渊往见任职于徐州的杨时,并求教于门下,悉遵师教,潜心理学。李侗24岁始受学于同郡人罗从彦,尽得其所传。朱熹集理学之大成,能承圣道者,皆得益于李侗教诲。朱熹一生勤于问学,遍注群经,字字珠玑,著书宏富,裨益后学。

二是崇正清廉、疾恶如仇、爱国恤民。“闽学四贤”所处时代,正是中原动荡、内忧外患的代,“闽学四贤”思想性格无不体现了闽西北客家文化崇正清廉、疾恶如仇、爱国恤民的特征。杨时一生主政均有廉声善政,深得吏民拥戴。他爱民恤民,主张“施政以德、爱人节用”,曾提出“节以制度,不伤财,不害民”、“民有常产,安居乐业”的思想。他为民请命,痛斥暴政。徽宗宣和六年,杨时年过七旬,连上两疏,提出“严为守备”、“收人心为先”等方略,虽未被采纳,铮铮铁骨、爱国之心皆在此彰显。罗从彦专注理学,无暇顾及举业,不以科场失利为念,但鉴于其成就和影响,朝廷在他逾花甲之年,特授以特科进士,并出任惠州博罗县主薄。在岭南,他致力于教育,悉心培育学子。罗从彦从政虽短,但心忧黎元,时刻关注民众疾苦,痛恨朝政腐败。罗从彦在其《圣宋遵尧录》八卷中,或阐明道义,或讽谏时政,充分体现了客家士人继承儒学传统,不论穷达,都忧国忧民的精神个性。李侗虽然一生不为官,潜心理学研究与传播,但他仍然心系家国,曾多次鼓动朱熹上表朝廷,实行薄赋恤民政策。朱煮一生重名节,轻利禄,其志向不在为官。但他一旦为官,他便坚守先儒“得志则必泽加于民”的准则。同时,作为客家人的他,还兼具爱国爱乡、除暴抗恶、刚正不阿、宁折不弯的性格。

三是安贫乐道、重德修身、万世楷模。杨时多年在朝廷为官,世受俸禄,且家有祖传田户,可谓全家衣食无忧。但他十分注意教育儿孙“俭以养德”,力戒贪图安逸,玩物丧志。他去世时,身后萧然,家徒壁立。罗从彦注重自身修养,强调结合自己的内心体察和品性修养锤炼相一致,“去心害”,“适正道”,用心体察“周孔之心”,明“周孔之道”,以防为旁门邪说所惑。为教育后代,他更将这一主张书于罗氏祠堂的壁上,“吾家自祖宗以来,一段清白之气不可不培,盖金帛虽多,积之数十年必散;田宇虽广,遗之数十代亦亡。孰著残书数卷,贻之吾子吾孙,世世可以习之不朽;又孰著灵心一点,传之吾子吾孙,可以受用不尽。定斯堂者,各官猛省”李侗一生屏居山田,谢绝世故,安贫乐道,教授乡里,他躬耕食力,洁然高蹈,功力诣境极高,可视为田园哲人。朱熹一生重道德修养、安贫乐道,心忧黎元,终身保持着人格的高洁。作为思想家,他专致于理,不但无意仕途,而且连日用杂务也不顾。为不受打扰,他常常逃避外界,躲入荒僻。

闽学四贤”理学思想影响了闽西北客家文化的发展

“闽学四贤”理学思想的广泛传播,对闽西北客家民众影响甚深,其理学思想在该区域经千年积淀,对当地客家文化的形成、丰富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,并成为该区域客家文化的思想内老。闽西北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被作为当时时代精神的“闽学四贤”理学思想的影响。时至今日,闽西北客家民性中的思想构建、价值取向、性格塑造和行为方式等都蕴含有较深刻的理学态度。客家人为官则勤政为民,为民则务实专功,面对国家危亡,敢于挺身而出,为国抒难,抗敌舍身,他们以自己的风节为客家的精神个性添上了光彩的一笔。

“闽学四贤”思想批判地吸收了佛教哲学的思辨结构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论,将儒家伦理学说概括升华为哲学的基本问题。其实质是把佛、道“养性”、“修身”引向儒家的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对儒家的纲常道德给予哲学论证,使之神圣化、绝对化、普适化,以便深入人心,做到人人道而行之。闽学否定佛教对超自然的神灵崇拜和信仰,也否定儒家传统的“天命论”,但对佛教的“去欲”、“悔过”思想加以继承,对道家的“道统万物”进行发挥,强调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不容置疑的“天理”,必须努力践行,迁善改过,做到“知行合一”。因此,闽学又被哲学史家称作“新儒学”。

闽西北地区的客家文化承继了“闽学四贤”的理学思想,也承继了传统儒家思想。儒家思想源远流长,且代代均有其表征。不同历史时期,不同学派又有其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张,在陈陈相因中体现出生生不息、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趋向。“闽学四贤”的理学思想(闽学)由传统的儒学发展而来,是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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